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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經歷了全球經濟危機的沖擊，中國經濟在過去5年依然呈現高速增長的態勢，GDP年均增長達到9.3%。總體看來，過去10年中國經濟迷戀GDP的高速增長，在“重量輕質”的發展邏輯下，經濟發展的質量遠遠跟不上高增長的步伐，中國的經濟轉型任重道遠。現在，中國處于調結構、促轉型的關鍵時期，中國人必須開始習慣中低增長速度，而著眼于長期的可持續發展。

　　所以，未來的經濟決策，不必糾結于“穩增長”的慣性邏輯。面對新的問題和危機，也要擺脫慣有的危機處理思維，應該換一個思路。不要對國內和國際形勢變化的風吹草動做出過度反應，而要凝神靜氣，堅定自己改革和發展的目標，走好未來的路。長期停留在危機思維的窠臼中，頻繁使用危機刺激政策，讓調結構為穩增長讓路，就會貽誤改革和發展的時機，也等于拱手放棄后發優勢。未來的經濟分析和決策，必須遵循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

　　首先，經濟周期理論認為，經濟增長有一定的規律，當一些領域有利潤，投資就會蜂擁而至，推動經濟快速增長。大規模投資和快速發展使得主流產業出現飽和，產品庫存增加，利潤下降，投資減少，經濟增長呈現下滑。然后經過產業的調整或者新的產業結構形成，對新產業的投資開始增加，經濟重新恢復增長。

　　經濟周期理論指出了經濟周期變化的兩個關鍵問題。一是增長變化的原因是產業發展規律。產業的“初期—成長期—規模擴張期—飽和期”是與“增長—繁榮—蕭條—衰退”的經濟周期變化相關的。二是走出危機進入新一輪周期的經濟增長，是與飽和的產業結構被調整，特別是與新產業結構形成同步的。產能過剩、經濟衰退、經濟危機爆發，經濟要走出危機，一方面必須調整已經飽和過剩的產業，在一個新的層次上恢復投資和增長；另一方面要找到新的增長點，形成新的產業結構，對新的產業結構增加投資，經濟才能在新的產業結構上開始新一輪的增長，經濟才能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換句話說，新一輪的經濟增長周期，不是簡單地在原有產業結構下的補庫存的恢復性增長。真要走出危機必須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要么是產業層次的提升，要么是形成新的產業結構，或者兩者共同成為增長動力。僅恢復和釋放過去的過剩產業帶來的增長，并不是新一輪經濟增長周期的開始，反而可能帶來未來更大的問題。新一輪經濟的增長周期一定要與產業結構的調整同步。

　　其次，發達國家走出危機恢復增長的實踐印證了經濟周期理論。美國2001年的網絡科技泡沫危機，起源于個人電腦的快速發展，個人電腦進入586時代以后市場開始飽和，投資下降，泡沫破滅，2000多家網絡科技公司從納斯達克退市，導致經濟下滑。雖然美聯儲采取下調利率的措施，但是最后經濟走出危機是因為一批互聯網公司的創造性發展。互聯網把個人電腦連接成網絡，形成網絡高速公路。搜索引擎又相當于高速公路上的車，把信息傳播和處理能力大幅地提升。網絡科技產業經過大規模的整合和調整，出現全新的產業結構。谷歌、蘋果公司脫穎而出，微軟、IBM重新定位，當然還有硅谷培養的大大小小遍布各個領域的應用平臺的發展，美國經濟這才走出網絡科技泡沫危機，在新的層次上、在新的產業結構下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

　　現在，美國仍然處于危機的疲軟增長狀態。美聯儲已經實施了四輪量化寬松政策。但是美國最終要走出危機，開始新的增長周期。這一輪新的增長可能會以第三次產業革命的階段性新產業結構為驅動力。而這一次產業革命的兩大特征將會是以3D打印為例的智能化制造業的發展和以頁巖氣為主體的新能源結構的調整。近期美國制造業的回歸，在完全喪失勞動力比較優勢的情況下，絕不可能是過去意義上的回流，而是基于拓展更人性化服務的市場需求和智能化生產技術的發展。美國經濟的危機修復，不是以恢復落后的過剩產業來推動短期增長為主，而是需要創造新的增長動力。市場機制能夠順應經濟周期的變化規律，形成新的經濟增長動力，是美國經濟最強有力的內生修復能力。美國危機修復重復印證了新產業結構形成與新一輪增長周期同步的周期理論。

　　實際上，歐債危機雖然難以在短期內解決，但是在危機解救的過程中，歐元區的體制改革也在推進。比如福利體制的改革、財政一體化的改革等。也就是說，當歐債危機緩解以后，歐元區的體制也會有一定程度的理順，走出危機和新歐元區的結構調整也是同步推進的。

　　中國在國際危機沖擊下經濟增長放緩，雖然不是本身經濟周期變化引發的危機，但是中國經濟過度依賴外需的經濟結構的不合理性，在外部危機沖擊下也暴露無遺。短期應對危機沖擊，采取一些短期刺激政策穩定經濟增長是有必要的。要真正走出危機的陰影和影響，絕不能長時間停留在危機思維之中，依靠應對危機的短期舉措，釋放已經過剩的產能，“穩定”過去不合理的產業結構下的高投入產出比的低效率增長。千萬要注意的是，短期政策釋放的信號是維持局面，是在被動等待發達國家“恢復”過去的增長結構和市場。但不論是經濟周期理論還是發達國家應對危機實踐，走出危機都不是一個簡單“恢復”過去的概念，而是一個主動變革的過程。我們不主動變革調整，讓短期的“增長”為結構調整讓步，這是違背經濟規律的。這樣做的結果是，等發達經濟體真的調整到位走出危機后，我們在體制、產業結構、技術進步上又變成“落后”國家。

　　可喜的是，進入2013年以來，政府出臺的一些政策，顯示了遵循經濟發展規律的科學態度。比如，十二部委聯合推進汽車、鋼鐵等九大行業兼并重組，旨在解決產能過剩、惡性競爭等問題。再比如，新型城鎮化帶來清潔能源使用的巨大市場將帶動清潔能源產業的發展，服務消費的巨大需求也將推動多層次服務業發展，信息化城市將帶來信息產業的發展，等等。這與經濟周期必須形成新的經濟增長引擎的理論也是一致的。

　　最新發布的政策，體現了尊重客觀規律的新發展思路。需要注意的是與發達國家修復經濟的市場調整體制不同，國內還是政府主導政策引導的結構調整。在這樣的體制下，各級政府的執行力是否到位是關鍵。不論是對落后產能的調整，還是新興城鎮化可能推動的按照產業規律形成新產業結構的過程，都與一直以來GDP增長為導向的發展理念是不同的，也就一定會遭遇相關利益群體的博弈。這也就是為什么產能過剩的調整不斷受阻，越調越過剩，也是清潔能源產業還沒有在國內大規模使用，替代不可再生能源的戰略思想還沒有開始實施就產能過剩的原因，也是新型城鎮化被“一廂情愿”地解讀為放松房地產調控政策，以至房價被推動上漲的原因。

　　中國經濟要按照經濟規律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在結構調整上達成共識是第一步，要認識到經濟結構調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引擎。但是，必須注意，政策執行的阻力仍然不可忽視，要特別注意防止在執行層面再次將“調結構”讓位于“穩增長”，甚至為了短期的投資增長而做出錯誤決策，制造系統性金融風險。與此相適應，如何按照產業發展規律推動新的產業結構形成，也是一篇宏大的文章。

　　經濟轉型比高增長更重要

　　國家統計局于2013年7月15日發布2013年上半年中國經濟的宏觀經濟數據。這份“成績單”顯示，經初步核算，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248009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6%。其中，一季度增長7.7%，二季度增長7.5%。而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華盛頓舉辦的2013年“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新聞發布會”上說，中國GDP就算只增長6.5%也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隨后馬上又補充道：對7%的增長目標很有信心。這兩個數字都低于大多數經濟學家的預期。事實上，中國經濟放緩不是一個短期的調整，從2012年一季度開始，經濟增速就一直在向下調整，實際上已經調整了六個季度。從經濟理論上講，如果經濟調整超過三個季度，就是一個比較長期的趨勢。對此，大家應該形成一個共識。由于國內外的需求，尤其是外需低迷不振；而投資的需求方面，由于過去產能擴張太快而出現產能過剩，短期內這些行業的投資呈下降的態勢，加上勞動力成本、環境資源成本大幅度上升，依靠以前的方式推動高速增長的模式難以為繼，所以經濟增速必然會有放緩的趨勢。

　　實際上，不接受中國經濟有必要適當放緩，而單邊放大中國經濟放緩的所謂負面影響，強調中國經濟硬著陸的觀點，并堅持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回到印鈔票的粗放增長軌道，是對形勢的極大誤判。而且如果誤導了政策，短期內可能成為經濟不穩定的主要因素，長期來說，可能成為中國經濟轉型的極大阻力。

　　其實，2012年的“兩會”報告就已經將經濟增長速度從8%下調至7.5%，釋放了當年經濟適度放緩的信號。從國內經濟環境分析，短期內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是充分考慮了房地產和產能過剩的宏觀調控政策將帶來投資增長適當放緩的影響，這些影響在數據中已經體現，房地產投資從大大超過平均投資水平的32%高位，下降至趨于20%的平均投資水平的19.7%；也充分考慮了歐債危機對中國出口市場的影響，相關方面已經把全年出口增長的平均增長指標從2012年的15%下調至10%，也下調了貿易順差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所以，我國經濟增長率的放緩是有序的。

　　從長期來說，7.5%的放緩增長率也是戰略性的既定方針。中國經濟粗放式高增長的條件已經發生變化。從低勞動力成本已成過去、能源環保約束加大、粗放式增長帶來的高投入產出比的壓力、危機后的全球經濟再平衡過程中相對縮小的外需市場新格局等綜合因素的影響，都可得知中國經濟增長在轉型過程中適當放緩是正常的，是符合經濟規律的。

　　不論短期因素還是長期因素，中國經濟的適度放緩都是合理的。

　　從世界經濟當前和動態環境分析，現在是中國經濟轉型難得的時機。在當前全球危機的恢復和調整過程中，不論是從短期減少貿易摩擦或者外需不振倒逼加工貿易企業調整的角度，以及拉動內需產業結構調增長，增長方式轉型都是最佳解決方式。特別是發達經濟體自顧不暇的困境，給中國經濟提供了主動轉型和調整的空間。從動態變化的角度，經濟危機爆發后，美國向全球借錢推動過度消費和增長的發展方式可能會發生一定程度的改變，歐洲依靠借債和高赤字提高福利、增加消費、維持增長的模式顯然不可能延續，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新格局可能與危機前不一樣。不能前瞻性地關注國際國內經濟環境的變化，忽略中國經濟現階段的特征和矛盾，常態化流動性泛濫與泡沫化經濟增速，可能致使中國經濟錯失轉型時機，甚至加劇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矛盾。

　　樂觀地看，2013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長了7.6%，仍高于經濟增長7.5%的年度目標。二季度經濟增速的小幅回落，沒有必要過分解讀，7.7%和7.5%是在同一個水平上。應該看到，同2012年一至四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分別為8.1%、7.6%和7.4%、7.9%的情況相比，2013年前兩個季度的經濟增長表現出了很好的穩定性（2013年第三季度為7.8%）。

　　2013年全年經濟是否能夠平穩增長，取決于是否能夠接受中國經濟適度放緩的現實合理性。相對過去10年兩位數的增長，7.5%的增長目標肯定是增速下降的。如果單邊強調增速變化，合理適度的經濟增長放緩，被危言聳聽地放大成大幅放緩的“硬著陸”，很容易“挾持”貨幣政策而放松銀根，重新回到印鈔票、上項目的粗放式高增長軌道，推動通脹反彈，制造經濟的大起大落。如果深刻認識中國經濟現階段增長放緩的必要性，接受7.5%增長目標的合理性，就會堅持實施現行的穩健的貨幣政策目標，就能確保2013年實現經濟的平穩增長目標。只要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堅持以中國經濟平穩增長水平和4%通脹水平為目標，充分滿足經濟正常平穩增長所需要的貨幣需求的增長，2013年的中國經濟就不會“硬著陸”。以過高的經濟增速為目標推動貨幣供應量過快增長，可能再次泡沫化中國經濟的無效增長，把好不容易平穩的通脹水平推高，帶來經濟的更大不穩定。

　　未來中國經濟的平穩增長和持續增長，需要在培養新的經濟增長點和創造有效需求上做大文章。中國經濟增長方式正在轉變為可持續的以內需為主要驅動力的增長結構。所謂“內需”，是指投資和消費的需求。非常重要的是“需求”是指“有效”需求，而不是重復建設，加大產能過剩和高投入產出比推動的泡沫化增長速度的無效投資需求。而“有效”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增長產生于合理的產業結構中，在有成長空間的新興產業和服務行業中被“創造”出來。印鈔票、發貨幣，除了短期內會讓泡沫化經濟增速以外，是創造不了“有效”需求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發貨幣推高增長速度與經濟轉型的既定方針相悖。

　　中國經濟的有效需求增長有很大的空間。短期內，扶持吸納70%就業，創造超過50%GDP的中小企業，加大保障性住房的投入，增加在建的基礎設施項目資金支持，都可以創造投資和消費的有效需求，保持經濟的平穩增長。中長期來看，科學地推動新興產業的發展，以及不同層次服務業消費的供給增長，高端制造業的升級，傳統產業的整合，將創造持續的投資和消費的有效需求，這也將成為未來持續平穩增長的新的增長點。

　　過去的時間里，國際上有16個中等收入的國家保持了7%以上的高增長，但是只有6個國家走出了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經濟現在處在不轉型就可能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的境地。借鑒可攻玉的“他山之石”，中國經濟增長適度放緩，通過增長方式的轉型保持長期持續平穩增長走出中等收入的陷阱，比推動短期的過高增長要重要得多。短期內只要不出現“黑天鵝”事件，沒有導致系統性風險的金融事件發生，就不要濫用刺激政策。刺激政策是危機政策，濫用危機政策，將使中國經濟永遠處于危機之中。當下的主要任務，是解決深層次的矛盾和結構性的問題，把經濟增長的后勁、新的增長點培育出來，把過去不合理的結構調整到合理的水平，這些都需時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從現在開始不要糾結于增長速度，必須放緩經濟增長，著眼于轉型，而不能坐待刺激政策的拯救。改變以往“危機狀態”下的宏觀經濟思路，早日實現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中國經濟才可以創造持續增長的奇跡。

　　如何推動經濟結構進一步調整

　　2012年12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廣州主持召開經濟工作座談會時強調，“加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是大勢所趨，刻不容緩”。經濟結構的調整是經濟發展必然經歷的過程。經濟有周期變化規律，經濟結構必須順應規律、適應經濟的發展變化而不斷調整。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已經在進行中，重提經濟結構的調整絕不是老生常談，應該是旨在推進下一步的經濟結構調整。下一步的結構調整需要調整思路，而且有待在幾個方面做好更充分的準備。

　　首先，企業做好了結構調整的市場和知識的準備嗎？傳統的經濟危機和周期的經濟衰退，都是主要產業的企業發生產品過剩，經過企業改造、產品升級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最終才能走出經濟危機帶來的低谷，經濟在新的結構上重新開始新的擴張。經濟結構的問題是產業結構的問題，產業結構的問題是企業的問題。經濟結構調整雖然是一個宏觀概念，但如果一直停留在宏觀層面的討論，結構調整很難真正實現。

　　筆者參加APEC（亞太經合組織）中小企業論壇時發現，企業提得最多的問題是：企業應該向什么地方轉型？企業的結構如何調整？政府政策支持什么產業的發展？這些問題表面看起來是與結構調整相關的正常問題，但是由企業提出來，就顯得不正常了。

　　結構調整的主體是企業，企業應該最清楚自身的比較優勢，最了解市場的需求和競爭，當年中國臺灣、香港地區的出口加工貿易企業轉移到內地，都是企業自己的選擇，包括美國、歐洲的制造業轉移到中國也是企業行為。20世紀末，個人電腦飽和并與互聯網分離的模式遭遇危機，是微軟、谷歌、英特爾以及所有與互聯網相關公司自身的調整，實現個人電腦聯網，突破飽和的瓶頸，不斷提升互聯網的速度，并開發互聯網搜索引擎，給互聯網這條虛擬的高速公路加載了裝滿信息的傳送，實現互聯網的革命，不但使網絡科技行業走出了危機，而且走進一個嶄新的發展空間。上一頁 [1] [2] 下一頁